切入正题前先聊点题外话，比如偶像崇拜。

对大多数人来讲，偶像仿佛是必须的。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比起其它民族虽然淡薄了许多，却依然把祖先和孔子捧上了神位。有时候真的很感慨世界各地的人们虽然天各一方，人性却竟然如此相似，历史也总是那么合契。比如各大宗教的演变历程几乎如出一辙。犹太教的早期传播跟多神信仰经历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犹太教跟偶像崇拜势不两立。伊斯兰教坚决秉承了犹太教的传统，看见圣像就砸毁，毫不留情。据说默罕默德性格仁慈宽厚，但是当他率领部众攻下麦加以后看见遍布全城的偶像崇拜却变得愤怒异常。在穆斯林眼里，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任何形式的绘画和雕像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作者的主观喜好、想象和偏见，从而破坏圣灵的纯洁和独一无二。就如同“道可道非常道”，因为道是那么的崇高玄妙，如果道可以言说，那就不可能是永恒之道。同样，在佛教禅宗那里，佛祖必须要拈花一笑、教外别传。因为佛法是如此的精妙深邃，无法用言语表达，一旦从口里说出来或者用文字写出来，那就绝不是无上正等正觉了。也正因为如此，圣灵和先知的形象高不可攀、无以言状，因而也无法用绘画和雕塑加以表现。既然这样，那就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可以画了。

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5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立佛像，建于公元六世纪

2001年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用大炮和炸药炸毁后的样子

基督教虽然也是从犹太教里分化出来，但是就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上，明显向世俗做出了妥协。尤其是天主教，宗教题材的壁画雕塑随处可见，十字架上也悬挂了耶稣的受难像。相比之下，新教徒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天主教用具有世俗色彩的奇装异服和充满肉欲的各种雕塑亵渎了神灵，破坏了圣洁，因而从十字架上移走了耶稣像。而东正教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他们认为既然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也同时让他的独生子和一切圣灵赋予人形，使人类得以蒙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圣像是必须的，从圣者的容貌中可以感悟上帝的荣耀之光。但另一方面，圣者毕竟具有神性而有别于普通人类，天国也绝不是世俗世界。所以不可以用通常的三维写实方式体现圣者的容貌和天国的景象。因而东正教的圣像应当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平面画，最好是镶嵌画或者浅浮雕，以便体现它的深邃性，游离在现实和圣境之间。（这让我想起了刘慈欣《三体》里那位歌者手里的终极武器“二向箔”，致力于把三维空间打击成二维平面）

基督教的十字架，从左往右依次是：天主教（主要分布在南欧）;东正教（主要分布在东欧和俄罗斯）;新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英美），由立体向平面转变。

佛像的演变大致也是如此。佛教是跟多神的婆罗门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原始佛教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早期佛教根本不立佛像，任何偶像崇拜都被视为是对佛陀的亵渎。阿育王时期的佛教遗物也见不到任何人形的佛像，即便是叙说佛祖前世因缘的本生故事，展现出来的也无非是莲花、宝塔、菩提树这些佛法的象征符号。事实上，从佛祖灭寂到公元一世纪这段六百年的漫长历史里佛教徒们严格秉承佛教草创初期的传统而不立偶像。但是亚历山大的东征最终改变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和文化进程。希腊工匠们带来了多神的希腊宗教和雕像技术，佛教也深受其影响。与此同时，大乘佛教在印度北方的日渐盛行也促使佛教走出了阳春白雪的象牙塔而向世俗低下了高贵的头。经历了数百年不断的挣扎和磨合之后，在公元一世纪前后的犍陀罗艺术中，佛陀终于跟希腊诸神们合为一体了。

这犍陀罗的造像究竟是佛陀呢，还是希腊女神？

人神合一的佛像随之从西域传入了中国。河西走廊的诸多早期佛窟造像包括敦煌壁画里明显留有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在那里，希腊艺术、佛教艺术、西域文化和中国本土文明激烈碰撞，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二

千佛崖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四川广元，坐落在一个叫做“金牛古道”的古代交通要道上面，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从关中入川的必经之路。我去的时候正值四川的雨季，淅淅沥沥的雨终日下个不停。汹涌的嘉陵江水滔滔不绝。江的一边，飞驰的高铁列车呼啸而过。江的另一边，数千座造像静静地伫立在险峻的崖壁上年复一年，惯看秋月春风。那一刻仿佛感受到了数千年的时光交织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当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为了躲避战乱，举家从西安往成都迁徙，走的就是这条金牛古道，想必他路过千佛崖的时候也一定跟我一样思绪万千吧。

原本千佛崖分两部分。一半是石基的古道，佛像凿刻在古道上方的崖壁上；另外一半则没有路面，只铺有栈道。1935年民国政府修筑川陕公路时，为了在铺有沿江栈道的那一半修筑路基，只好用炸药把崖壁炸毁了。遭此一劫，将近一半造像被毁，殊为可惜啊。

千佛崖复原图；民国政府修筑川陕公路的时候毁掉了右半部分修有栈道的崖壁佛像

北魏是中国境内大规模造像的隆盛时期。千佛崖的造像跟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一样也是始于北魏。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创建营造学社进行田野考察，周游全国普查各地文物的时候起先认为千佛崖的造像大多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之后。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有一部分造像的年代其实要更早。

初唐开凿的弥勒佛像跟现在佛寺里的大肚弥勒造型差别实在太大

后来，张大千也来到了千佛崖。张大千自从带领众徒去了敦煌临摹壁画之后，对历代造像艺术的理解已经炉火纯青。他一去千佛崖，就指出其中数处其实是六朝造像而不是唐代造像。我不知道隋唐和六朝的造像如何区分。也许大致可以从佛像的脸型判断：早期佛像秀骨清像，唐代以后变得丰满圆润。再有就是从袈裟服饰上判别。据说早期的袈裟紧身，后期演化成儒生那样的宽袍大袖并且腰间结带，也就是所谓的“褒衣博带”；早期圆领，后来袒肩。但是纸上谈兵容易，实际操作是另外一回事。拿来一尊佛像，要准确判断它的凿刻年代，其实很困难，须有火眼金睛。

三

中国的著名石窟里面，依次排下来：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还有一个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似乎重庆的大足石刻要排在很后面，不为多数人所知。其实大足是个非常神奇富有魅力的地方。

大足石刻是一个统称，包含了很多当地的石刻群，其中不少含有释道儒三教合流的作品。这些石刻群里最有名的当属宝顶山摩崖造像，其主体是唐末宋初的佛教造像。这个造像群实在太异类，给我留下的印象只能用震惊两字来形容。自从膜拜了龙门、云冈、千佛崖这些传世的经典，看过了大小寺庙里的各类佛像，多少有点审美疲劳，觉得这些佛像大都雷同，像一个模子里塑出来的。来到宝顶山，眼前却陡然一亮：佛像竟然还可以这样雕刻啊？！

故事先得从柳本尊说起。柳是何许人也？他是川密的创始人。川密就是四川密宗。原始佛教经过了小乘和大乘的传承，后期跟印度教结合后演变成了密宗。在伊斯兰东侵的刀光剑影之下，佛教在印度本土日渐式微，终于在那烂陀寺和超戒寺的废墟中成为历史。莲花生和阿底峡把密宗带到了西藏，从此藏密成了密宗的主要流派。内地其实也有密宗，只不过规模和影响没有藏密那么大而已。比如真言宗就曾流行于内地，三武灭佛以后辗转流传到了日本。内地的天台宗传入日本后最后也演变成了密宗的一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而所谓川密就是当年流行于四川的佛教密宗派别。这个也好理解，因为四川西部就是藏区，自古羌人出没其间。从大足各处三教合流的造像作品来看，当年川密恐怕也是多多少少经历了合流的洗礼而显得不伦不类，尽管宝顶山上貌似未曾看见孔子和老子的塑像。

这个柳本尊是唐末的苦行僧。为了修行，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割去了一只耳朵，断了一只手臂，还挥刀自宫。

这尊造像就是缺手瞎眼的柳本尊，旁边就是所谓的“柳本尊行化图”，讲解柳的动人事迹，类似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而整个大足宝顶山石刻，雕刻的其实都是川密的佛像。这就是为什么大足石刻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

这窟造像描绘的是十八层地狱里的悲惨情景。

这些造像都是宋代作品。颜色则是后加的。宋代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巅峰期，其审美以素雅清淡为特点，如各类宋窑瓷器，阳春白雪。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浓妆艳抹的着色风格，显然是明清或者更晚时候添加的。

这个六道轮回图的想象力很丰富

这个千手观音太过惊艳

这华严三圣像：如来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都是微微往外倾斜，很好得利用了衣袖作为重量支撑和平衡。

佛祖涅槃了。这个窟里所有造像只有半身，显示佛大不可度量。

九条龙给释迦太子沐浴。

佛坐上孔雀了。佛教到了密宗那里，一切皆成为可能。中土佛教里面，佛展示给世人的永远都是慈眉善目或者端庄安详的平静状。但是在密宗那里，诸佛的化身有时候变得焦躁不安，有了忿怒相和恐怖相，也就是明王。明王无所不能，成了除魔灭妖的护法神，还可以跟明妃交欢。七情六欲再也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而成了抵达彼岸的舟楫。通过明王，密宗终于实现了妙不可言的终极理想：在纵欲和禁欲之间达成了完美的结合。既然明王无所不能，当然可以坐在孔雀、大象或者狮子上面。为什么不可以呢。

看见佛头顶上的小人像了没有？柳大师孜孜不倦地自残和锲而不舍地修行终于感动了上苍，大师得道成佛了。

这个大足宝顶山石刻展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而有别于通常佛教寺院里供奉的传统佛像造型，是宋代中国艺术巅峰期的旷世杰作。虽然从年代来讲属于晚期佛窟造像，如果单论艺术表现的想象力、创造性和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大足石刻要胜过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

(写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