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陵的前生今世，往简单地说就是当初顺治帝入关后挑选了遵化的风水宝地修建了清朝的皇家陵墓。但后来雍正嫌遵化的墓地沙质不好，另辟新地建起了西陵。往后的清帝，按照昭穆制分别在两处修建陵寝，但事实上并未严格遵循。比如嘉庆帝葬在西陵，他儿子道光按理应该葬在东陵。道光帝却假借风水的原因选在了西陵安葬，无非是希望死后能够伴随父母。从人伦情理来讲，子随父葬，无可厚非，却违背了祖先立下的规矩。后来同治帝下葬时又发生过同一幕：老爸咸丰和儿子同治都葬在了东陵。原因也完全一样：人家慈禧多强势啊，想怎样就怎样。祖宗之法又如何？权大还是法大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向来有着明确的答案。这件事就是个明证。

游历清陵这几日天朗气清。站在雍正泰陵那高大的明楼上，游目骋怀，感慨良多。满人的命运，从元末女真族的兴起之时算起，几百年间跌宕起伏，倏兴倏灭。到如今，往日的荣耀和耻辱宛如过眼云烟，都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留下眼前的断墙残垣在落日的余晖中投下惆怅的背影，任由后人凭吊。历朝历代的汉人始终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匈奴亡了，鲜卑兴起。鲜卑亡了，突厥兴起。突厥亡了，回纥兴起。然后契丹、蒙古、女真，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命运令人感慨唏嘘。历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大致分成两拨：或者，坚持自己的民族传统，拒绝汲取中原文化。那么就裹足不前无法进步，原本怎样落后，依然怎样落后。比如蒙古人，坚决跟汉人划清界限，结果在汉文化的强大辐射面前，先天不足而日渐凋零。即便攻城略地，在马背上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却依旧逃脱不了分崩离析的结局。或者，另一拨如鲜卑如满人，努力向汉民族看齐，汲汲于中原文明。结果，身不由己被裹挟在茫茫的历史洪流里，久而久之被汉人同化，其结局亦是无疾而终自然消亡。总而言之是殊途同归。

若论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贡献，毫无疑问满人厥功至伟，应当排在首位。遥想当年，匈奴人崛起于瀚海，后来被强大的西汉击溃，一路狂奔向西逃窜。匈奴的后裔们对于中原腹地的影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供人凭吊的痕迹。匈奴的继承者突厥，则被强大的唐朝击溃，同样被逐出漠北，也同样一路狂奔往西逃窜。逃亡路上建立起了鳞次栉比的王朝：花剌子模、塞尔柱、奥斯曼...，令人目不暇接。虽然在中亚折腾得热火朝天，但对于华夏文明的影响可以说乏善可陈。除了留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动人诗句，仿佛与我们无关。当然，西突厥的沙陀人李克用建立后唐、石勒建立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不能不提。但这些突厥后裔们在那时多半已经被汉化得差不多了。突厥之后的蒙古人，统治中国一个世纪后同样被逐回漠北，也同样只能向西发展，在中亚搅得风生水起，什么伊尔汗国、帖木儿王朝乃至近代统治了印度三个多世纪的莫卧尔（Mogul）帝国，无不是蒙古人或者突厥化的蒙古人所建。可是，若论蒙古人对华夏大地的长远影响，依然无足轻重。

满人则完全不一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融合，大略分成几次：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第三次是宋辽金元；再有就是有清一朝。而最后一次，我认为意义最为深刻。因为前三次的融合都只是从北往南的单向过程。而最后一次则是全方位的融合，同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庞大疆域。当年汉人被迫剃发易服固然耻辱，但是相比满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委实微不足道。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领土绝大多数时间仅仅局限于长城以南，偶尔包括辽东和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算下来，至多三百万平方公里而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私底下不能当真。唐朝的疆域略大些，往西北延伸出去包括部分西域地区，但北有突厥、回纥，西有吐蕃。与强敌为邻，其实有点憋屈。元朝是个例外，疆域空前广大。但蒙古人1279年攻灭南宋，1368年就败走漠北，来去匆匆，前后不到百年，只能算作历史的支流。

很多事情，现在看来好像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皆出自机缘巧合。往往间不容发，得失在毫厘间。好比婚姻，几十年恩爱，仿佛天作之合、前世姻缘。但蓦然回首，每每发现当初的结合不过是一闪念。倘若历史能够推倒重来，其结局很可能面目全非。设想当年吴三桂没有开门揖盗放清兵入关，时至今日我们恐怕只能侥幸守住长城以南的这片故土而聊以欣慰。中国的疆域达到当前这样庞大的规模，完全是拜满人所赐。首先，整个东北是满人入关时带来的嫁妆；而内蒙在满人入关前就已经归顺大清，所以自然而然也是这批丰厚嫁妆的一部分。再稍后，如果噶尔丹不去逼迫喀尔喀蒙古，那么库伦活佛就不会率领外蒙投奔大清；如果策妄阿布坦不贸然干涉土伯特，那么西藏就不会纳入大清的版图；如果罗卜藏丹津不妄自尊大举旗反叛，青海也不会收归；如果阿睦尔撒纳有那么一点诚信不出尔反尔，准噶尔就不会遭到屠族的厄运，新疆也就不可能并入中国；如果当年郑经能够审时度势，不跟康熙撕破脸皮，那么台湾可能永远独立了......而一旦它们并入中华版图，便永无分离之日，这事实上是个不可逆过程。

清初盛世，四夷归附，万邦来朝，颇让人联想起诗经里“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的豪迈，怎么说也是中华历史的一个巅峰期。总之，正因为满人，我们的疆域凭空多出了八百万平方公里。而外蒙的丧失，是在清帝逊位之后，不管是丢在北洋军阀手里还是国民党手里抑或共产党手里，总之丢在汉人手里，跟满人毫不相干。至于清末东北和西北被俄国人掠夺的土地，比起这获得的八百万，不成比例。更何况在清末国力如此羸弱的情形之下，竟然能够平定新疆回变，攻灭张格尔的叛乱和浩罕的阿古柏，令人肃然起敬。也正是大清，历任皇帝不遗余力在藏蒙两地推广佛教，彻底改变了两个民族原本桀骜好战的性格。几千年来中原政权始终承受着来自来自北方蛮族入侵的巨大压力，即便盛世如汉唐，也未曾有过停歇。可是到了满人手里，举手投足之间，纷扰了数千年的北方边患竟然被巧妙化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清末的丧权辱国，恐怕跟我们文化的深层原因有关，多半是历史的宿命，跟满人本身其实甚少关系。换做汉人政权，比如明朝那些破烂皇帝，恐怕结局会更加不堪。而且，割让或租让的土地，除了丧失给俄国的，基本已经收回（香港、澳门、台湾、辽东、胶东）。既然失而复得，回过头去看，算不了什么揪心彻骨的痛楚。至于赔款么，虽则耻辱，但保全了国体，令黎民百姓免遭战争的屠戮和颠沛流离，实乃大幸。其实，历史上任何可以由钱摆平的事情都算不上什么大事。比如当年的澶渊之盟，大宋每年送给辽国三十万岁币，换来了宋辽间几十年的和平，实现了偃武兴文和修生养息，可谓事半功倍的明智之举。再譬如当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普鲁士向法国索赔50亿法郎，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八亿两白银，几乎是满清在辛丑条约里给八国联军赔款的两倍。听起来数额巨大，其实法国人勒紧裤带没过几年就还清了，算不了什么。

我想，如果将满人的功过得失盖棺论定为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应当是允执厥中的评价。清初的文治武功和开疆拓土属于七分里面的功劳，当年对汉人的镇压和清末的丧权辱国则属于三分里面的罪孽吧。

(写于2017年）